“我的父亲叫陈忠根，1951年他就牺牲了，当时我还不满一周岁，由于没有照片，我根本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，只有这一张烈士证和一封寄来的信件被我用胶带粘了又粘，这是我跟他仅有的联系了。”近日，年近七旬的陈荷珍老人拿着一叠破旧的信件找到我校人文学院“文化财产保护中心”的师生，“听说你们会修复，希望能有机会帮我把这些破口的地方给补好，让我能更好地保存它们，也是有一个寄托……”

　　暑假期间，我校人文学院“文化财产保护中心”的大学生们组建了一支“甬城文保”暑期社会实践团，利用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科专业优势，在多年来从事专业修复的基础上，开展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等活动。成员们走访了多位抗美援朝烈士家属，上门为烈士遗物“把脉问诊”。

　　一张张沉甸甸的烈士证，一封封烈士遗留的信件，被一层又一层的信纸包裹着。尽管保管地如此细致，但历经几十载的洗礼，这些证件还是变得泛黄且有些破损，这样的情况让烈士家属们忧心不已。

　　“时间一久啊，这烈士证就变得很软，很容易破。特别是那些折起来的地方，已经磨出了一个个小洞，边边角角也都磨没了。”林大茂烈士的女儿林宝娣说，“实在是太破了，我想用胶带把它粘起来，但是我又不敢往上乱粘，怕越粘越破。”

　　在目前已收到的需要修复的烈士证、烈士家属证明和信笺中，最难修复的便是一张粘满了透明胶的烈士证明。折痕存在的地方总是难免破损，裂缝在时间的流逝中也随之变大。陈荷珍说：“字迹有些变淡，我就用水笔描上去；出现了破损，我就用胶水粘。后来我发现胶水效果并不好，我又用透明胶反反复复粘了好几道，生怕一不小心再损坏。”当然，这些透明胶也为修复带来了不少难度。团队成员需要确保文书上的字体在不被损坏的情况下，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去除透明胶。

　　一件文书的完整修复过程少则半个月，多则几个月。比如修复一件烈士证需要历经冲制浆糊、清洁修复用纸等十几道工序，在修复过程中，除了掌握基本的修复技巧之外，耐心、细致，以及对原文书背景的充分理解也是修复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。例如，在修复其中一张烈士证时，需充分了解到它的背景，明确当时采用的纸张是统一机械制作，与修复常用的古法手工制纸不同，于是在选择修复纸张时需注意用类似纹理的纸张才能够更为贴合。而展开烈士证上的破裂处的褶皱和小折角是最需要耐心、细心的步骤，因为通常很细微，所以需要掌握好力度和方向。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文书修复，都需要静心完成。团队成员蒋雯倩说：“一刻也不敢怠慢，只希望自己能早日圆满烈士家属们的心愿。”

　　“不管是修复还是感受红色历史，于我而言都是一种享受的过程，我们带着钦佩之情修复沉重而珍贵的文物，这将是毕生难忘的自豪！”“我感受到了这些信件、证书背后蕴含的无畏精神。同时我也为能够用自己学到的修复知识、技能去帮助烈士家属，帮助红色文物的保存与红色精神传承，感到非常自豪与感动，这也成为了我不断学习的精神动力。”给烈士们修复遗物也让团队成员们感受颇多。

　　“希望同学们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解读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，体悟红色革命精神。未来，我们也会为这些红色文物举办修复展，让这些红色文物与它们背后的故事长久流传、代代传唱。”人文学院负责人表示。

　　（撰稿：人文学院 王益群；摄影：“甬城文保”实践团成员；审核：人文学院 夏柯、杨燚娜）